按语：苏浙农民收入增长的比较，让我们看出两省观念行为的差别。在项目建设中，针对我省存在问题，引导、带动江苏农民较大幅度增加收入，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在我省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成效。
　　
　　苏浙两省农民收入增长方式的比较
　　
　　改革以来，江苏和浙江两省农民的收入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两省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有所不同，相形之下，浙江发展更胜一筹。1980—2003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加14.4％，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人均纯收入居各省区的位次也逐步前移，1980年列第6位，1984年超过辽、吉、湘三省升至第3位,2001年起又越过广东居全国第2位,2003年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39元，高出全国平均1617元、61.7％。相比全国，江苏堪以自豪，但与浙江相比差距不小。2003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高达5431元，多出江苏1192元、28.1％。

　　一、改革以来两省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

　　 (一)两省农民收入的沿革比较 改革初期两省农民的收入相差无几，江苏的增收额和增幅在后来数年逊于浙江，致使差距越拉越大。从收入的增幅看，苏、浙各领先9年、14年，累计各增18.44倍、23.8倍，两省农民的收入之比在不平衡的拉锯中渐拉渐大。比较23年两省农民的增收额，江苏领先6年、落后17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也从1980年的1.2元扩至2003年的1192元。1981—1988年：有所扩大的8年。这一时期江苏农民收入落后浙江不很多，两省农业剩余劳力转移的速度相当。1989—1993年：明显扩大的5年。国家整顿经济秩序，宏观紧缩。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行政推动色彩浓厚的江苏乡镇企业受挫尤重。这5年浙江农业劳力的比重下降了4.5个百分点，江苏只下降了0.9个百分点。这时期苏浙农民收入的年均增幅各为12.3％、18％，两省农民收入之比从113.2扩至137.8。1994---1997年：差距缩小的4年。这时期国内农产品价格上升明显快于工业品。浙苏农民收入的增加额相差无几，分别增加2003元、1938元。1998—2003年：持续扩大的6年。这时期出现了改革以来未有过的工农业产品价格指数连年下挫的情景，两省农民的增收步伐因此趋缓。这6年浙江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加速，务农劳力的比重下降了13.4个百分点，江苏只减少9.3个百分点。江苏农业剩余劳力转移较慢，使江苏农户的非农收入越发少于浙江；期间农产品的价格下跌甚于工业品，对农业收入比重较大的江苏来说影响更大。苏浙农民收入分别增长29.6％、47.4％(年递增4.4％、6.7％)，各增加969元、1747元(年均增162元、291元)，浙江的增幅、增收额相当于江苏的1.6倍、1.8倍，两省农民的收入之比也从112.7再次扩大至128.1。

　　 (二)两省农民收入的组成比较 比较两省收入的组成，可更具体地看出江苏农民收入落后于浙江的薄弱环节。1、工资性收入。江苏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历来就少于浙江，这主要是，浙江农村劳力中从事二三产业的比重大；浙江农村劳心(投资)者多，江苏农村劳力(打工)者众，老板报酬自然高于伙计；浙江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优，劳务人员的报酬也水涨船高。2003年浙江农户人均工资性收入2613元，多出江苏424元、19.4％。2、家庭经营纯收入。江苏农户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一直在浙江之下，2003年浙江农户人均该项收入2336元，比江苏多542元、30.2%。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江苏以农业为主，浙江非农业居多，2003年两省农户家庭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各占65.4％、44％。浙江的农业比重虽少江苏21.4个百分点，但来自农业的收入只略输江苏，2003年人均为1029元，只少144元，而来自非农业的收入却达1307元，多出江苏686元。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差距表明，江苏农户的资金运作能力显然差于浙江。这缘于投资的领域有所不同。浙江经商办企业的多，江苏事农比例大；浙江农户收入高，运作的本金大。3、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钱生钱的能力。2003年两省农户人均财产性收入分别为94元、250元，江苏仅及浙江的37.6％。江苏农户的转移性收入也远不及浙江，2003年162元，比浙江少70元。2003年苏浙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256元、482元，后者较前者多226元、88.3％。20世纪80年代的中前期江苏农户的该项收入尚多于浙江，后期迄今浙江一直居上。

　　 从改革以来两省农民纯收入组成的演变看，浙江两年一步三年一跨地拉开了与江苏的距离，工资性收入的领先额逐年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除个别年份外其他年份的领先额也在扩大，1986年起浙江农户的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也超过江苏，嗣后17年，江苏农民的三项收入一直落后于浙江，两省农民的纯收入差距额连续拉大。

　　 尽管近几年江苏采取了给农民松绑(政府出钱培训推进农业劳力转移、改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减负(减轻税费负担)和其他措施(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农村公路、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等)，使得2001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从低谷中逐步回升，但浙江走得更快，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9％，高出江苏3.8个百分点，人均增收额比江苏多247元。在2003年制定的建设全面小康的目标中，江苏已确定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8000元，亦即今后7年全省农民年人均增收要达537元，年递增率要达9.5％，而近几年中增幅较大的2003年只增了244元、6.1％。

　　2004年由于农业剩余劳力转移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向好，更兼前三季度农产品价格上涨26％，多种利好的综合作用使江苏农民2004年纯收入的增幅可望在9％之上，创1997年以来新高，甚至可能超过浙江的增幅。

　　在增幅上超过浙江，不仅是江苏全面建设小康的需要，也是缩小与浙江农民收入差距的必需。要确保2010年前全省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今后每年的增幅不得小于2004年，否则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就会落空。应当看到，2004年农产品价格大涨的主因是，连年的粮食生产调减越过了市场需求的临界点，引发了粮价在低谷徘徊了7年后的飙升，在粮价上行的牵动下，农产品价格出现一涨百涨的局面，但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不是无限的，事实上2004年10月下旬起已出现全面回落之势，农产品价格大涨这一强力增收因素今后几年很难出现。所以，实现江苏农民增收的目标不会轻而易举，追赶浙江更是任重道远，依照现有思路和方式推进江苏农民的增收已是不够。

　　 在江苏和其他省区农民收入连续六七年滞长的情况下，浙江自1985年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已连续19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

　　二、江苏农民收入增长落后于浙江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强度不如浙江 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水平与当地的人均GDP有较强相关关系。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是良性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快，劳力需求旺，农民外出务工机会增多，工资收入增加，各方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多，需求增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升，收入增加的农民，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这又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增长。对改革20多年我国农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表明，两者的弹性系数为0.65，这证明农民收入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依附性。以1998—2003年这一时期为例，江苏GDP的增幅比浙江是两年相平四年落后，江苏人均GDP不仅少于浙江，而且差额逐年增多，1997年江苏人均9346元，比浙江少1112元、10.6％，2003年少3250元、16.2％，这与两省农民收入差距的连年扩大是一致的。国内外的发展证实，两个地区经济现状的形成，除与区位、资源有关外，更是文化传承、思想观念比拼的结果，苏浙农民收入的增长愈加如此，因为两省的区位条件相当，江苏的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人均土地，还明显占优，江苏农民收入长期落后于浙江，完全是过去发展的胆子不大、路子不宽所致。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省农村发展的主体模式不同 在两省农民增收方式上，曾经的苏南模式和演进中的温州模式不能不提。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苏南模式是政府推动、集体所有，温州模式是全民参与、民有民营。温州模式是浙江农民增收的主导方式，因为浙江农村经济的最鲜明特点就是民有民营。苏南模式曾长期被奉为江苏乡镇企业发展的不二法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企不分的江苏乡镇企业产权越来越模糊，机制愈来愈死，离国营越来越近，与民间渐行渐远。1992年9月“十四大”后，市场经济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取向，在多形式竞争主体大量出现、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江苏仍固守着自以为很社会主义的苏南模式，维系着产品购销市场化与生产经营要素组织化的不对称格局。以不变的模式去应付变化了的国内外市场，必然受挫。在江苏乡镇企业连年低谷徘徊时，以民营为主的浙江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自如游刃，两省乡镇企业的总量对比很快发生变化。1993年两省乡镇企业实现的利税总额相等，1996年浙江已超出24.5％，嗣后江苏乡镇企业在浙江之后紧追慢赶，总是力不从心。在经历了1998年政府主导型的不彻底改制和2000年被迫再度大规模改制后，苏南模式面目已经全非，只是印痕尚留。乡镇企业的景气程度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2003年江苏农民人均从本地企业获得劳动报酬为1064元，比浙江少311元，占当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差额的26.1％。

　　(三)不同文化传承和自然条件的影响 相同的区位，平原应比山地占有工业化的先机。苏浙两省分别位于长江三角洲北南两翼，毗邻接壤，同为10万平方公里，69％平原、17％水域的江苏比七山两水一分田的浙江应拥有更多的增收资本。由于人多地少难养家口(浙江农村人均耕地比江苏少0.6亩，仅0.86亩，温州只有0.4l亩)，浙江农户通常还外出经商闯荡，闯荡既久，甜言巧语见钱眼开也就自然，在“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笼罩着江苏的南宋时，温州的永嘉学派就举起了“讲实际、重事功”的旗帜，“以利致义”的传统把温州农民熏陶成了敢为天下先的生意人。旖旎温情的太湖、洪泽湖在滋润江苏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催生了农民守土恋家的习性，故江苏多有立足本地办实业者而少见四海奔走大进大出的经商者，纵令商贾也是贾多商少。与江苏较多“逐水草而居”的农业文明不同，今日浙江农民更多体现的是“逐市场而居”的工商文明。2003年300万浙江农民在国内各地闯市场，一年实现营业收入近6200亿元。在外闯荡的温州人2004年春节前数日即汇入家乡200亿元，遍及全国的300万浙江农民一年不知将多少人民币收入囊中，而散布世界的百万浙人则将赚钱的触角伸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江浙文化传承的差异细微而深刻，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没有经过温州独特商业文化背景的熏陶，纵然身处同样自然条件下，也无法取得温州农民的成就，让苏北农民如温州人那样走南闯北推销拉货很难，2003年温州、苏北农户人均务工经商收入各4878元、1960元说明了这一点。

　　 不同的文化和天赋还造成了两省农民捕捉商机能力的差异。户均耕地只及江苏59％的浙江农民，四处奔波捕捉商机，因为缺饭吃而产生的抢先举措，常常就掘得了第一桶金。鱼米之乡的江苏农民无需奔波就能衣食无忧，因为有饭吃，就求全企稳反复掂量，在“快鱼吃慢鱼”的竞争年代，往往成为慢鱼。

　　 (四)两省上层的意识之差 当今中国，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当地的文化背景，还在于要有一个开明理性务实的地方政府支持。两个发展资质相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如果长期处于扩大之中，那么，落后一方的历届或当届政府一定难辞其咎。

　　 1、浙江很早就鼓励支持民营经济 在视私如“资”、谈资色变的年代里，浙江各级政府从有利农民增收出发，对暗潮涌动的个体私营采取了鼓励和“纵容”，乡镇政府普遍采取支持鼓励，市县领导更多的是允许和保护，省一级通常则是默许观望。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温(州)台(州)地区政府，先以“挂户企业”的变通，后以“股份合作制”的创造，给个私企业戴上红帽子，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博弈中赢得了先手。1984年以后浙江个私经济跃上发展的快车道，翌年农民收入便领先江苏11.4％，这与浙江对非公有制采取的默认、允许的态度有关，在当时国内许多地方个私经济遭受冷遇和限制的情况下，这种默认、允许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它使个私经济获得了阳光地位和运作环境，有利于在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中推进内生的制度变迁。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省政府主动调整角色，从“无为而治”转向“有为而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3年初的要求对个私经济作到“五不”(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不轻视、工作上不忽视、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的《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通知》。此后，浙江农村的“两化”(企业民营化、农民老板化)特征愈益明显，农民增收的外部体制愈益顺畅，内部机制与市场愈益亲和。2、江苏曾有意无意限制老板经济。江苏农村个私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缓慢，与上层的唯式(所有制形式)不唯实的认识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集体经济大树”下的“个私经济小草”生长艰难，苏北的一篇“敢问路在何方”的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发展之路的论文，甫一问世即遭主流舆论的诘难，整个苏北农村个私经济的发展也在这“油门不灵刹车灵”的氛围里陷入低谷。90年代中前期，当浙江个私经济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服务中迅速壮大，并成为推动浙江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主体时，江苏对个私经济的认识仍停留在改革初期的阶段。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同年10月下旬的江苏省有关会议报告中，才首次用独立的章节谈及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尽快改变江苏农村非公有制经济比较薄弱的状况，那种“在巩固发展集体企业的同时”的前提也不见了。自那以后，江苏省多次提及要大力发展个私经济，要为个私经济提供与国有、集体一样的政策环境。较之唯实不唯式的浙江，江苏对放手发展个私经济的认识至少晚了5年。改革后的20年冷遇和政策扶持的滞后对江苏农村老板成长的掣肘是显然的。2003年苏、浙农村境内各有私营个体老板132万、198万，浙江每11个农村劳力中就有1个老板，而江苏每20个才有1个。当然，这还不包括比江苏多得多的在省外国外当老板的浙江农民，若包括在内，则差距远不止此。受雇于人的打工者只有单一的工资收人，掌握生产资料的老板既有财产收入又有比打工者高得多的工资收入，而且老板经济还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力的转移。2003年浙江农村老板经济吸纳从业人员433万，比江苏多112万；占农村劳力的比重12.1％，高出江苏7.7个百分点。2003年江苏农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较浙江少555元，显然是浙江的老板经济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占了上风。农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水涨船高，这是浙江农民收入节节上涨、居高难赶的重要原因。

　　(五)江苏农业生产效益比浙江低 江苏农民不似浙江那样工于算计，因而农业的生产成本也高。2003年江苏农林牧渔业产值的中间消耗达44.3％，高出浙江6.7个百分点。如果江苏的中间消耗水平等同浙江，那么，2003年生产的1843.2亿元农产品将少支成本124.4亿元，全省农户人均将增收239元。调查数据表明，江苏农林牧渔四业的中间消耗率全都高于浙江，从简起见，这里只以农业比较，因为农业是江苏农林牧渔业的大头，占到53.2％。2003年江苏农业的中间消耗率为30.8％，高出浙江4.3个百分点。江苏农业效益低的原因：一是结构优化不够。2003年江苏亩均农作物产值，粮食类525元，蔬菜类1572元，其他作物类1983元，粮食的亩产值只及蔬菜、其他作物的33.4％、26.5％。而2003年江苏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土地产出率高的蔬菜、其他作物只占17.5％、21.9％，比浙江少了7.2个、3个百分点，土地产出率低的粮食占到60.6％，高出浙江10.2个百分点。二是化肥施用过量。2003年江苏农田亩均施用化肥28公斤，多出浙江10公斤，为此每亩比浙江多支26元，若江苏的化肥施用水平能同浙江相当，则2003年全省农户可节支31．4亿元，等于人均增收59元。江苏化肥如此投入，种植业收益却不理想，2003年种植业亩均增加值567元，比浙江少210元。

　　三、优化创新江苏农民的增收环境和方式

　　江苏农民收入落后浙江的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对症下药，方能创新完善农民的增收方式，在较短期内缩小与浙江的差距。关键是看各项政策、各种有利条件能否应用到位。因为浙江各类积极因素调动到位，才成功地扬长避短，使农民收入较大幅度增长。

　　 (一)江苏乡镇企业家要增添闯市场的胆力 江苏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较浙江低，由是导致职工工资相差的状况出现。2003年江苏每个乡镇企业职工的工资比浙江少1746元，这是两省农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农民工资的多少与乡镇企业领头人闯市场的本领高下有关。江苏的农民企业家，更多的是由社区领导任命的乡村企业经理人变身而出，不像浙江老板队伍那样存在从小到大有序跟进的连动。因为骨子里的民本经济因子不足，捕捉商机运作资本的能力也自然难与浙江比肩。市场相争适者存、智者胜，那种“关起门来搞流通，坐在家里等订单”的做法已是远远不行，“靠船下篙、稳扎稳打”的方式也易失商机，少一些迂阔本分增几分灵活精明，去一些循规蹈矩添一点敢闯敢干的气概，这是百万江苏农民企业家闯市场也是江苏农民增收所特别需要的。

　　 (二)纠风治乱，落实政策. 近几年江苏民营经济的外延发展势头旺盛，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和环境的改善有关，但农民在创业途中还不时地遇到麻烦。有的部门把权力利益化，对政策已明确放开的领域设置隐形门槛，有的执法人员甚至设卡寻租。一些民营企业同样需要办的事，在浙江是一路绿灯顺理成章，在江苏是疑虑重重磕磕绊绊。2004年3月的一项比较证实，浙江实际执行的国家和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比江苏少一半。政策不到位、随意性大、缺乏具体化更是江苏不少地区的通病，许多企业家要想成事，首先得公关，这是不良环境使然。所以，改善民营发展环境，除了深化垄断行业的改革、继续放宽市场准人、降低进入门槛、承诺办事时限、实行“一站式”并联审批外，当前最急迫的是纠风治乱，落实政策。思想守旧的部门领导须换脑子，不换脑子让位子；对有法不依、有文不办的部门，要按渎职惩处有关领导和当事人；对倚权吃拿卡要的请其抬腿走路，为农民兄弟创造一个安心创业、放心赚钱的环境。

　　 (三)改善民营融资环境 以信贷难、担保难为表现的江苏农村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压制现象已有年头。2003年春，江苏省农调局对5县(市)6乡镇的调查证实，74％的民营企业因贷款难缺资金，有的企业反映“缺乏技改和基建资金，可靠性项目无法上马，流动资金不足，能做的业务也只好放弃”。2004年春，太仓市的一项调查也表明，70％的民营企业资金靠自筹。“学浙江等什么?等钱啊!”这是创业路上农民的感慨。2003年江苏GDP的34.4％为乡镇企业所贡奉，可其所获贷款的份额只占全省的9％。与浙江相比，江苏民营经济获得的信贷仅及浙江的一半。没有信贷的支持，民营经济的做大做强存在困难。改善融资环境，扶持民营成长壮大是江苏农民增收不可或缺的一环。2004年省财政已安排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关键是各级政府也要安排落实扶持专项资金。对金融部门来讲，一是应完善授权授信制度，减少信贷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对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可实行一次抵押、一次核定贷款额度、全年周转使用的办法，并科学制定责任考核制度，建立信贷投放激励机制；二是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研究开发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新产品。

　　(四)政府要当好农民创业的守夜人 浙江农民收入之所以领先全国，关键的一条就是政府不照搬本本，而以市场需要为指南，从本省实际出发大胆创新，终而让理论承认实践，江苏在这一点上有过太多的教训。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民间，江苏各级要习惯创业农民的“出格”之举，对其游走法律边缘的经济行为，先要看，过多的行政干预会钝化农民的创业意识。江苏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去闯去试，当好农民创业的守夜人。市场是比政府好得多的检验师，老板队伍的壮大和财富的堆积，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而不是政策干涉。

　　(五)继续调整农业结构 江苏还要继续扩大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地少人多的地方更要注意增加蔬菜特别是大棚蔬菜的种植，因为大棚蔬菜的用工密度和资金收益都明显地高。养殖业中，规模养猪的收益高于散养_各地应从资源特点出发，发挥优势，在着力发展高效畜牧、园艺、水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业、扩大农业领域就业的同时，帮助农民成本收益核算，增加市场意识，加强农技推广，提高农民的科学种养水平，以降本提效增收农民。

　　 (六)量质并举推进劳务输出 2003年江苏全省农民增收额中的45.1％来自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是当前及今后数年江苏农民增收的最大亮点，所以，要加快推进江苏农村劳力的转移。今后浙江农村劳力的转移将以提质为主。作为已经后进的江苏，如何把培训作为一项致富工程，在加大政府出钱培训力度的同时，调动农民掏钱接受培训的主动性，量质并举地推进劳力转移是值得研究和改进的。

　　(七)让打工者变为创业人 打工只能谋生，创业才能致富。对江苏农民来说，外出打工不应仅仅是挣钱，挣钱也不只是为盖房子娶娘子，主要着眼点应是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为创业特别是回乡创业准备资金。还巢一人、带动一片(盐城的调查表明，一个还巢凤的创业可吸纳11个劳力)。2001年以来，江都市以乡情感人、以政策引人、以园区聚人、以环境留人的做法，先后吸引了250多名在外能人回乡创业，累计投资12亿多元，2003年这些还巢凤和乡土凤、外来凤所创的企业共吸纳以农民为主的劳力23.4万人。这个市的做法应当在全省推广。